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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—1946国学大师马一浮的乐山岁月

http://www.scol.com.cn  (2015-08-09 11:45:48)  来源:乐山日报  
编辑:王晶城记者 宋亚娟  

    1939年9月,蜚声全国的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以一袭布衣出现在乌尤山中,此时,离“8·19”那场惨绝人寰的乐山大轰炸仅仅过去20多天。从1939年9月到1946年5月,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,这名国学老人携当时声望颇高的哲学家熊十力、学者谢无量、史学家钱穆等人先后在乌尤山、麻浩河边开办复性书院,建起濠上草堂,经历了讲学、罢讲、刻书的难忘乐山岁月。

在濠上草堂书斋伏案写作的马一浮
 

    马一浮和复性书院,之于今天的乐山,意义非比寻常。如今,76年的光阴转瞬即过,麻浩河水依旧在千年古刹下缓缓流过,濠上草堂外古树参天,曾经的复性书院旧地,早已不闻大师们的圣言教诲,唯有夏日的知了,仿佛还和当年一样,用嘶哑的嗓音转述着彼时的故事。

    三封通信牵出一段情

    《复性书院讲录卷一》,是乐山收藏人张旭东早年收藏到的一本刻印自复性书院的讲录本。为了查清该版本的来由以及历史背景,在辗转多人之后,张旭东和远在安徽合肥的丁敬涵取得了联系。

    丁敬涵,马一浮的弥甥女。由于马一浮青年丧偶,孤身一人,所以一直和丁敬涵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。丁敬涵自小生活在马一浮身边,受其影响很大。抗战时期,丁敬涵的祖母去世,祖父不愿离开故乡,让马一浮带着丁敬涵兄妹以及父母,由杭州经桐庐、开化到江西泰和、广西桂林、宜山,最后到达乐山。马一浮和复性书院的乐山往事,对于丁敬涵而言,可谓“全程目睹”。

    从2005年8月,到2006年10月,就复性书院创办的缘由、讲录卷的刻印、复性书院合影照等问题,丁敬涵与张旭东有过三次通信。在长达13页的回信中,丁敬涵回忆起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影响她一生的乐山往事。

    根据丁敬涵撰写的《复性书院与马一浮先生》,以及和张旭东的通信,一代国学大师乐山讲学的往事清晰地浮出水面。

    马一浮,浙江绍兴人。因其父曾游宦四川,马一浮于四川成都出生,5岁回到故里。马一浮15岁时应县试,与鲁迅兄弟同榜,并成为榜首。1901年赴沪习英文,后又习德、日、法等文。在沪期间,他与谢无量、邵廉存等组织“翻译会社”,出《翻译世界》月刊,介绍外国文化。1903年赴美,1904年归国,又东渡日本。此间,他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著作,还把德文版《资本论》带到中国。后因“不惬于当局者所为,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”,于是立志为学,绝意仕进,闭户读书,博览群籍,终返而求之六经,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。上世纪20年代,马一浮蜚声学术界。

    1938年,抗日战火下,马一浮欲“存绝学于末运、扶仁道于衰微”,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礼聘,到浙大讲学。此时,马一浮在渝友人和学生,如熊十力、寿毅成、张立民等,想进一步扩大讲学范围,拟为先生设一专门讲学之所。为了有别于当时的学校,仿先儒自由讲学之制,定为书院。“自诚明为之性,今之为学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”,马一浮遂将书院命名为“复性书院”。

    在经过多方考察选址之后,山清水秀文风浓郁的乐山乌尤山成为马一浮眼中的一处佳地。然而,原定于1939年8月1日开讲的复性书院,却因为战时交通不便学生很难及时赶到,再加上8月19日那场令人发指的大轰炸,“全城大半成为焦土,书院同仁寓屋皆塌,熊十力先生且伤足,”直到9月17日,复性书院才在乌尤山上正式开讲。

    老照片里的国学老人

    随同信件一起交到张旭东手里的,还有丁敬涵赠送给他的马一浮旧照。其中包括马一浮在濠上草堂书斋内提笔书写的照片、拄杖肖像照,以及复性书院师生、家属和工作人员的合影。

马一浮(中排右四)、王星贤(中排右二)、丁敬涵(中排右一)与书院师生,以及家人和工作人员合影
 

    在这三张旧照中,尽管书斋内的那张相对模糊,但头戴圆顶帽,手持毛笔书写的马一浮让人感怀不已。据丁敬涵透露,照片是由师生们偷拍的,在马一浮存照并不多的今天,这张稍显模糊的旧照是那么珍贵。而在那张合影中,除了马一浮、丁敬涵,亦有王星贤和其子女,书院的学生和工作人员。“拍摄时间为1942年4月10日,马一浮60岁寿辰。”丁敬涵在上面这样注释。

    乐山文史专家唐长寿在《乌尤寺的复性书院》中这样记述:马一浮初到乐山是住在城内珠市塘(今作洙泗塘),书院成立选定乌尤寺为院址后,马一浮便迁住于乌尤寺内尔雅台楼上。其后,马一浮在乌尤山北麓麻浩河畔新建五间平房,以竹篱为墙,作为他一家人的居所。取庄子“濠上辩论”之意,自名为“濠上草堂”并自题了“濠上草堂”四字门牌挂在围墙门上。1940年,复性书院迁到了濠上草堂继续办学。

    如今,依傍着麻浩河水的濠上草堂已是残砖断垣,曾经书院的布局隐约可见。后人在围墙外写就的“濠上草堂”四字清楚地告诉来人,这里,曾经是一代国学大师的栖居之地。

    讲录卷上的授业传道

    张旭东藏书《复性书院讲录卷一》为线装本,分“开讲日示诸生”、“学规”、“读书法”、“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”四部分。在“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”部分,又分为四书类、孝经类、诗类、尚书类、三礼类、乐类、易类、春秋类、小学类、群经总义类、子部儒家类等类别。刻印版的“讲录卷”上,墨色清晰,字迹工整,展开每页左下角还印有“复性书院业刊”字样。

《复性书院讲录卷一》和马一浮旧照
 

    实际上,《复性书院讲录卷》共有六卷,涉及论语大义、孝经大义、诗教、礼教等。据丁敬涵回忆,书院主讲为马一浮,在筹建时曾提出要设立玄学、义学、禅学三讲座,后来也曾聘请了诗教、哲学、三礼等专门讲座。书院先后发聘书聘为讲座的有赵尧生、谢无量、叶左文、梁漱溟、钟钟山、张真如、黄离明等;在院的讲座是熊十力;讲友有贺昌群、沈敬仲;而常讲的则有张立民、刘公纯、王星贤等人。

    “由于斋舍狭窄,经费不足,不能多容,且文理欠通、根底浅薄者居多,入选者甚少。”丁敬涵回忆,肄业生只录取近30人,加上参学、执事、刻字工人、院役在内,书院总共只有60余人。

    书院以自由讲习与实践为主,故其讲习制度为:每周讲一个上午;每周有4个半天为学生向主讲自由请益时间。要求请益的,可预告典学,由典学安排进谒请益时间,一般每半天安排3人。请益时,由学生自由提问,主讲作引导式回答,其余时间各人可自由阅读或研讨,但要求作读书札记。

    战火中的授业传道,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境。1939年12月,马一浮提出“刻书与讲学并重”,指出:“战后文物毁阙,求书甚难,故刊印古籍,尤为迫切需要。”其时,书院已刻有《春秋胡氏传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先圣大训》、《朱子读书法》等26种38册。

    然而世事难料,曾经踌躇满志的复性书院,却在1941年5月25日这一天“停止讲学”。由于经费,以及特殊时局下师生对马一浮主张的“复性”的不理解,书院在经历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,群贤毕至问道乌尤终于成为一声绝响。

    此后直到1946年,“改复性书院为儒林图书馆,继续刻书并付印流通;复性书院改设智林图书馆编纂处,继续流通院刻诸书。”一代国学大师亲力亲为下的书院,颠沛流离,在抗战的硝烟中坚守着自己的“复性”之德。

    1946年春,马一浮与弟子袁心粲等将书院迁往杭州西湖葛荫山庄。“回杭时,复性书院所刻板片,全部装箱运回。”如今,我们只能从存世的《复性书院讲录卷》隐约可见的“嘉定乌尤寺复性书院”刻章,缅怀马一浮与乐山的那次相遇和握手。(本文图片由记者宋亚娟翻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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