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九零后”新锐作家周恺 方言书写民间与江湖

周恺，1990年生，乐山人，曾任电台主持。处女作《阴阳人甲乙卷》发表于《天南》，作品散见于《青年作家》《山花》《作品》等刊物，曾获“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”。在巴金文学院2017年度签约作家名单中，来自成都、乐山、甘孜、宜宾、南充、凉山、广元等12个市州基层的18名作家上榜，其中，“90后”作家有两名，其中之一便是周恺。

作为乐山唯一上榜的签约作家，周恺在创作中有哪些思维与态度?近日，记者对周恺进行了专访。

周恺近影 （受访者供图）

记者：你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读过的书给你生活和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?

▶周恺：我20岁开始读小说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是第一本，我在扉页上抄了一些句子，例如“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。”我是在宿舍关灯后，打着电筒读完这本书的，有个舍友还没睡，我起身看了他一眼，我认为自己和他不太一样了，我窝到被子里，像个女人一样地偷偷抹眼泪。事实上那位舍友是无辜的，除了扉页上的那句话，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哭泣。

21岁，我的书单越来越长，里面有韩寒和李承鹏，也有陈忠实和马原，还有李劼人和沈从文。纳博科夫，也可能是阿乙或者卡萨雷斯带给了我创作的冲动，我认为我能接近他们，或者写得比他们好。我用了一个星期写完提纲，然后被推荐到四川电台实习，实习第二天，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领导把我从直播间赶了出去。走出大门，我又把手机掉在出租车上，倒霉而又荒唐。我只好回乐山，当了一个蹩脚的播音员，没有用手机，也不说方言，刻意把自己和世界阻隔开。所经历的种种，给我后来的生活和写作，应该产生了一些影响。

记者：你什么时候和《天南》这本杂志结缘?之后经历了哪些?

周恺：我2012年9月创作了第一篇小说，我记得那期《天南》文学主题刚好是“方言”，我把它投给了《天南》。我接到欧宁的用稿电话，去了两趟北京，一趟是参加《天南》的发布会，另一趟是去见一家出版社总编和一位意大利作家。我又写了几篇小说，分别发表在《山花》和《天南》上。年底，《周末画报》年终特刊采访了我，特刊的标题叫“新锐亚洲”，我以为我快成名了，这设想是不切实际的。我在乐山正式开始工作，却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。

2013年，也就是我23岁的时候，我出版小说的计划泡汤，写作停滞了，我迷恋上一些绝望的小说，比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局外人》《青春咖啡馆》《都柏林人》《荒野侦探》《跳房子》《鳄鱼街》。那一年的4月19日，睡前，我翻开黛布拉·布鲁姆的《猎魂者》，第一句话是“没有人看到那女孩的死”。第二天一早就地震了，我被晃醒后，赶到单位，然后被派到雅安采访。我站在一座桥上，余震来了，石头簌簌地往下掉，我差点死在那里。回来后，我写了一个失踪的女孩，她在地震前失踪，地震后，母亲为了领到抚恤金，伪造证据，让女孩的名字添加到亡者名单中。其实，那次地震就是我灵感的来源。后来，单位批了我一个月的假，也不再考虑开除我。我去了西藏，在那里，我遇到了后来很多小说的主角。接着，在绝望中，同事接纳了我，我搬了新家，考到了驾照，谈了恋爱。

记者：你的第一篇作品《阴阳人甲乙卷》发表在《天南》第9期“方言之魅”中。后来你的小说里也常使用方言，方言于你而言有何意义?

周恺：你看，这个栏目是“方言之魅”，特意加了一个“魅”字，可能就是想体现方言的美。读者在看的时候，就会格外地去留意，方言的语法用词跟普通话有什么不一样。

当然，文学作品不能只有语言意义，可是作家应该意识到，他对他使用的那一套语言是有责任的。我们评价一个作家，很少再提到他对汉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，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。我看刘半农编的《初期白话诗稿》，很糟糕，味同嚼蜡，后来汉语又丰富起来，就真是礼失求诸野。张爱玲写上海，沈从文写湘西，老舍写北京，李劼人写四川，从语法到字词，都照着民间那套来，一下子就和明清话本对接上了。

现在的状况和那时候有些相似，对作者而言，甚至要更严峻，有好多字，你不用，字典都不收录了。以前书院念书，有掌故学，里头包括方志方言，语言和文字能够对应起来，现在这个传统没有了。今天，有些字词，说依然是那样说，可是写不出来了，用别字替代。这和用拼音替代没有差别，这是方言乃至整个汉语的危机。方言背后的民间和江湖，它是伴随着方言出现的，都不需要作家太过用心去经营，照着人物走就行。

我在创作《阴阳人甲乙卷》时，对方言的使用是不自觉的，怎么说就怎么写，呈现出的是乐山乡土味。当然，乐山的方言文化非常丰富，在以后的创作中我还会继续挖掘和呈现。（记者 曾文）